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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必丰提出对行政行为进行正本清源，即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认为不必过多批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

至1932年底全省已完成县自治区域划分的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河北、贵州、察哈尔、绥远等7省，仅占全国28省的25%。而训政，是由军政向宪政的过渡阶段，于军政结束以后即行实施。

其中的关键在于合理厘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这样的问题关系到了国家基本的政治运作，因此需要一个良好的设计[16]。无论是行将灭亡的满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新建立的国民党政府都把立宪作为重大的政治目标和任务。到1936年，全国已有13省2市普遍建立了保甲制度。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而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必然要以公民美德作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恰是培养公民美德的天然场所。由此，目前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依旧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我们可以期待：更广泛的欧盟权限和执行欧盟外交政策甚至更欧洲化的权力可能会在未来的条约和协议中出现。站在与长期的州公民平等的立场上，新的州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自由。这项自由包括各州提供给本州公民的所有机会，从教育到职业前景，从健康和福利保障到环境质量、文化贡献和州的安定及美化。(4)同样在主权国家里，由于主权的反作用导致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只享有更为相对的迁徙自由权。

在强烈追求欧洲未来和平以及通过经济一体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议来促进经济一体化。无论欧洲法院如何努力营造欧洲意识，试图绝对地保护迁徙自由权，他们也无法否认国家主权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公民身份的客观存在。

就第三种关系形态而言，它属于介于国家主权正向作用与反向作用[44]之间的一种形态。（一）美国：联邦拥有主权，州无主权在美国，在从13个殖民州到邦联再到联邦逐步统一的背景下，国家主权概念一直存有争议。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是1969年的夏皮罗诉汤普森案。[19]（二）欧盟1．迁徙自由权的确立方式：条约明确规定与《美国联邦宪法》不同，《欧盟宪法条约》十分明确地规定了保护、鼓励和促进个人在欧盟的迁徙自由。

参见张嘉尹：《论价值秩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台大法学论丛》2001年第5期。它是相对于前几种关系形态，个人迁徙自由权得到保护的最为有限的一种情况由于宋教仁是同盟会内的宪政专家，他被推选为这部法律的主笔人。在这种背景下，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于1912年3月8日通过《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公布。

[4]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数篇有关法治的文章，比较早的引进了近代法治观念。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

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改订条例》使革命党人扩大了权力范围，而立宪派则失去了核心的地位，此时矛盾的焦点转变为革命党与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之间的矛盾。

[16]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然而，根据这部条例组织的军政府中，立宪派和旧官僚占据了主导力量，革命党人因此提出修订的要求。我们应当把全部的条文，细细地加以寻绎。对于宪法文本的理解和落实，不能脱离体系化的宪法学知识。[29]就宪法学知识的积累而言，辛亥革命前后有较大的不同。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清政府重点吸收了日本的宪法理论和制度体系，在态度上是比较主动的。

这一学术传统延续至今。有了办事人，有了法律，就渐渐儿成功一个国家了。

[34] 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12期，1906年1月。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将法治与立宪连接在一起，认为立宪国就是法治国。

从制定机关看，《临时约法》是由具有代表性的专门立法机构——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通过的。柳亚子则通过宣传契约论思想，呼吁重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个部落里面，没有什么皇帝……从百姓中间，公举几个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出来，教他代全体办事。

[10]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载《政论》第1期，1907年10月。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最核心的是宪政建设，而宪法学知识的成熟和体系化，又是核心问题。经济发展应当不断实现人的幸福与尊严，政治建设应当不断提高人的自由程度，社会和文化建设应当不断满足人的文明需要，它们都应以维护宪法权威和根本法、最高法地位为前提。[6]他认为，要推翻君权专制政治，必须建立国民主义。

虽然这一改动反映了革命派对任何形式个人专权和独裁的高度警惕，有现实的合理性，但却体现了宪法学知识的困顿。[2] 孙文：《发刊词》，载《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

为保卫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防止袁世凯上台后倒行逆施搞封建复辟，南京临时政府也迫切希望制定一部国家根本法来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不然，国家行政，百度万机，徒惟是补苴罅漏，不将治丝而棼之也乎？夫所谓根本上之着手者，何也？亦曰使政府之负责任焉耳。

1901年，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一文中阐述了宪法的概念：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在这方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起到了重要的观念普及作用。

[28]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而能也就是他说的治权，在政府手中，也可称为政府权。并且，囿于组织法的法律性质，它未能也无法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在中国宪法史上，《临时约法》首次在国家根本法意义上体现了法治与宪政的基本原理，体现了以宪法限制公权力的基本精神。

同时也不可否认，学习外国宪法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宪法现象，并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成果与具体对策。革命之后，基于民国的立宪实践，知识分子们试图系统阐释民国宪法的理念、原理与知识体系。

不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惩罚他。从1890年代开始至1911年，即戊戌变法前后至清政府灭亡前，学术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专门介绍西方宪法制度与理论的著作。

当今时代，立宪主义早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尽管革命党人认同宪法为国家根本法的理念，认为宪法应当具有最大的权威，试图以此约束政治运作的过程，然而袁世凯上台后不久《临时约法》就废弃的事实表明，根本法如果不能得到社会民众的尊重和维护，不能有效地拘束政治权力，那么政治就会肆意破坏既有的宪政秩序，对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造成损害。